中国最高法院24条AI规则：无专门立法，司法先行——全球首份AI损害责任法律界线意味着什么

「被AI换脸骗了，该找谁？」「AI误诊害了我，谁来赔？」「公司用AI排班让我996，合法吗？」

这些问题，在2026年9月7日之前，中国法律界没有明确的答案。各地法院在处理涉AI纠纷时，往往各判各的，结果天差地别。

2026年9月7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五部分24条，为上述问题给出了法律框架。这是全球任何最高司法机关首次就AI纠纷发布的系统性裁判规则——全球第一份。

在欧盟AI法案、美国争议不止之时，中国用了一种更快的路径：不立法，直接出「裁判规则」。

为什么需要规则：一个真实案例的启示

在《意见》发布之前，中国涉AI纠纷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充分说明了规则真空的危害。

2026年初，北京发生了一起备受关注的AI换脸诈骗案：犯罪团伙使用AI换脸技术，冒充企业高管向财务部门视频通话，指示转账约500万元。受害方最初报案时，警方和法院面临一个困境：「AI换脸」行为本身是否构成新型犯罪，还是只是传统诈骗罪的新手段？适用哪一款罪名？量刑如何计算「AI技术加重情节」？

各地法院在类似案件中给出了不一致的裁判，部分法院将AI换脸定性为「新型数据欺诈」，另一些法院则认为AI只是辅助手段，按普通诈骗罪处理，量刑差异显著。

这种不一致性，正是《意见》要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是「司法先行」：中国AI治理的路径选择

理解《意见》，首先要理解中国为什么在没有专门AI立法的情况下选择走这条路。

AI立法的普遍困境。无论是欧盟、美国还是中国，AI专门立法都面临同样的困境：技术发展太快，立法周期太长。欧盟AI法案从草案到生效花了近4年，期间AI能力已经发生了数代跃迁。这使得立法者总是在为上一代AI制定规则，而已经有新的挑战在门口等待。

中国的法律体系特殊性。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具有相当强的法律效力，下级法院在审判中必须参照执行。这使得最高法院具备一种快速填补「规则真空」的能力——即使立法空白，司法也能通过解释既有法律来应对新情况。

现实压力已经不可回避。根据National Law Review的分析，近年来中国涉AI纠纷案件数量快速增长，涵盖AI生成内容的版权纠纷、AI决策导致的民事损害、AI换脸/深度伪造的侵权纠纷、AI系统数据安全事故等多个类型。各地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时，因为没有明确规则，裁判结果五花八门，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可预期性。

《意见》的发布，本质上是最高法院在说：「我们等不及立法了，先把最急迫的规则划出来。」

《意见》的核心规则：24条的关键内容

根据National Law Review的详细分析，《意见》的主要内容涵盖以下几个核心领域：

一、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

《意见》明确，AI生成的内容（文字、图片、代码、音频等）不能自动享有著作权，因为著作权必须由自然人或法人主体拥有，而AI不是法律主体。但《意见》同时指出，AI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需要综合考量三个因素：创作过程中人的参与程度、AI系统的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具体的合同约定。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明确回避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AI生成的内容构成对他人作品的侵权时，谁承担责任。对于这一问题，《意见》的态度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而没有给出明确的归责规则——这个「未决问题」留给了后续立法和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二、AI系统导致损害的侵权责任

这是《意见》最具现实意义的部分。当AI决策系统（例如自动驾驶、医疗辅助诊断、金融风控算法）导致人身或财产损害时，谁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意见》确立了一个「多层次责任归属」框架：

  • AI系统的开发者（训练模型的公司）：对AI系统的内在缺陷承担基础责任
  • AI系统的部署者/运营者（将AI系统商业化的公司）：对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
  • AI系统的使用者：对其不当使用（超出许可范围、违反操作指南）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

这个三层框架参照了产品责任法的逻辑——制造商、销售商、使用者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但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调整分配比例。

三、AI系统数据安全与隐私侵权

《意见》明确，AI系统在收集、存储、处理个人数据过程中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现行法律的，相关主体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同时，《意见》强调AI开发者和运营者对数据合规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不能以「技术黑箱」为由逃避责任。

四、AI与劳动关系

《意见》涉及了一个相当前沿的议题：当AI系统参与劳动管理（如算法排班、绩效评估、招聘筛选）时，劳动者的权益如何保护。《意见》提出，使用AI进行劳动管理的用人单位，不能因为「算法决策」而免除其依法承担的劳动保护义务——算法不是逃避劳动法责任的盾牌。

五、AI欺诈与AI内容真实性

随着AI换脸、深度伪造技术的普及，利用AI实施欺诈和诽谤的案件大量出现。《意见》明确，利用AI生成虚假信息、冒充他人形象实施欺诈或损害他人名誉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和相应的刑事责任。

与欧美AI治理的比较：三种路径，三种逻辑

《意见》的发布，使得全球三大AI治理路径的轮廓更加清晰：

欧盟路径：风险分级立法

欧盟AI法案（AI Act）将AI系统按风险等级分类（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最小风险），对高风险AI系统（如医疗诊断、信用评分、招聘系统）施加严格的合规要求：透明度义务、数据治理要求、人工监督要求、技术文档要求等。这是最系统、最全面的AI治理框架，但也因为覆盖面广、执行成本高，在产业界引发了大量批评。

美国路径：分散立法+行政命令

美国联邦层面尚无统一的AI立法，主要依靠拜登时代的AI行政命令（部分已被修订）和各州的分散立法（正如R3批次文章所记录的「50州50套规则」困境）。FTC、FDA、CFPB等各联邦监管机构在各自管辖的行业领域对AI进行监管。这种碎片化路径执行灵活，但缺乏一致性，导致企业合规成本极高。

中国路径：行政规则+司法解释双轨并行

中国已先后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现在又加入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与欧美相比，中国路径的特点是：行政规制和司法规制并行，两者相互补充；规则制定速度快（部门规章比全国立法快得多）；但执法标准化程度较低，给企业留下了较大的不确定性空间。

从全球AI治理竞争的角度看，三种路径各有优劣：

  • 欧盟路径最为全面，但可能抑制创新速度
  • 美国路径最为灵活，但导致大量规则真空
  • 中国路径响应速度快，但缺乏民主问责机制

「全球首份AI损害责任详细法律界线」的深远影响

National Law Review称《意见》为「全球首份就AI损害责任划定详细法律界线的规则」。这个评价背后有几层含义。

为中国约70万名法官提供裁判指引。此前，各地法院面对涉AI案件，往往不知如何适用法律，裁判结果千差万别。《意见》提供了统一框架，这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和法律的可预期性都是重大改进。

为其他国家/地区的AI司法治理提供参照。欧美同样面临涉AI纠纷激增的问题，各地法院的裁判也同样缺乏一致性。中国最高法院的规则，无论其价值判断与西方是否一致，至少在「如何用司法解释填补AI立法空白」这一技术层面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模板。

可能成为「规则出口」的起点。中国一直在推动将中国标准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AI治理领域，如果中国最高法院的AI司法规则被越南、埃塞俄比亚、阿联酋等国法院参照援引，这将是中国在全球AI规则体系中影响力扩展的一个里程碑。

《意见》的局限：没有解决的三个核心问题

当然，《意见》并非没有局限。以下三个核心问题，《意见》明确回避或处理得模糊：

1. AI生成作品的版权边界

如前所述，《意见》没有明确「AI生成内容对他人作品侵权时的归责规则」。这意味着，当用户使用AI生成的图片、文字被指控侵犯他人版权时，法院仍然缺乏明确的裁判标准，这一问题的处理仍将高度依赖个案判断。

2. 自主AI的刑事责任

《意见》主要处理的是民事责任框架。当AI系统自主实施的行为触犯刑法时（例如，AI系统自主传播违禁内容或实施欺诈）——谁承担刑事责任？AI开发者？运营者？使用者？《意见》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这将成为未来争议的焦点。

3. 跨境AI服务的司法管辖

当一个在境外运营的AI服务（如ChatGPT、Claude）对中国用户造成损害时，中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如果有，境外AI公司如何响应中国法院的判决？《意见》对这一跨境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而这在实践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结语：司法先行，在灰色地带划线

《意见》的发布，是全球AI治理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即使它并不完美。

它证明了：当立法无法跟上技术时，司法可以成为填补规则真空的有效工具。它也提醒我们：规则的来源（是经过充分民主辩论的立法，还是最高法院的闭门制定），会深刻影响规则的内容和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这24条规则在悄悄地做一件事：将中国法院塑造成全球AI纠纷的可能管辖地之一。当AI服务遍及全球，当AI损害无处不在，当中国法院开始依据这24条系统性地裁判AI纠纷，这本身就是中国参与全球AI规则制定的一种方式——不是通过WTO，不是通过国际条约，而是通过一个个判决案例，悄悄地在灰色地带划线。

参考资料:

  1. National Law Review（2026年9月8日）: “China’s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s First National Judicial Rules on AI Disputes”: https://natlawreview.com/article/chinas-supreme-peoples-court-issues-first-national-judicial-rules-ai-disputes

对在华运营AI企业的实践影响：合规清单

对于在中国市场运营或计划进入中国市场的AI企业，《意见》的发布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视以下合规要点：

1. 技术文档与可解释性

《意见》强调，在涉及AI决策损害的纠纷中，AI开发者和运营者有义务提供AI系统的工作原理说明。这意味着企业需要为其AI系统准备「技术文档包」，能够在法律程序中解释系统的决策逻辑——哪怕只是高层次的解释。对于复杂的深度学习系统，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2. 用户知情同意机制

《意见》多处强调，AI服务提供者必须通过明确方式告知用户「正在与AI交互」，以及AI系统对用户数据的使用方式。对于使用AI的金融、医疗、招聘等高风险场景，还需要额外的特殊知情同意程序。

3. 算法决策的人工复核通道

对于影响用户重大权益的AI决策（如贷款审批、医疗建议、内容审核），《意见》暗示企业应当提供「请求人工复核」的渠道，不能完全依赖算法自动决策而拒绝人工介入。

4. 数据处理合规的整体审查

《意见》将《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的合规要求明确纳入AI纠纷责任判断框架。这意味着，任何AI数据处理的合规缺陷，都可能在侵权诉讼中被放大为重要的责任认定依据。

中国AI合规已从「有就行」进入「细节决定成败」的阶段。《意见》的24条，是这个新阶段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