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吃螃蟹的：一部AI法律，如何在中美博弈中找第三条路
越南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吃螃蟹的：一部AI法律，如何在中美博弈中找第三条路
2026年3月，一件在全球AI政策圈被忽视了太久的事情发生了：越南正式实施了东南亚第一部独立AI法律——Law 134/2025/QH15。
《外交家》（The Diplomat）在7月28日的深度分析中把它称为”整个东南亚政府迄今为止在治理这个巨大技术领域上最大胆的举措之一”。
这个举措大胆在哪里？为什么在此时发生？它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关于AI治理全球化的启示？
东南亚AI治理的”空白”
要理解越南的意义，先要理解它在挑战什么。
目前，东南亚10个国家组成的ASEAN在AI治理上的集体立场是：自愿合规（voluntary compliance）。
ASEAN在2024年2月发布了《AI治理与伦理指南》，列出了透明度、公平性、问责制、以人为本、隐私、安全和可靠性七项原则。2025年1月又扩展了对生成式AI的指引，涵盖九个领域。
这个框架的问题在于：它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soft law）。没有违规惩罚，没有强制执行机构，没有统一标准。企业合规与否完全取决于自愿。
在一个AI能力分布极不均衡的地区（新加坡、泰国与柬埔寨、缅甸之间的差距是天壤之别），这种”非强制性”框架几乎等同于没有框架。
越南打破了这个局面。
越南AI法的三层架构
Law 134/2025/QH15建立了一个三层风险分类体系：
高风险AI：直接监管，包括影响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生物识别等领域的AI应用。这类系统需要预先审批，持续合规监督。
中风险AI：需要注册、透明度披露、定期审查，但不需要预先审批。
低风险AI：只需满足基本透明度要求，政府允许在”试验阶段”以较宽松标准部署新模型。
这个三层架构直接借鉴了欧盟AI法（EU AI Act）的风险分级思路，但做了明显的调整：它是国家主导（state-led）的，而不是市场规制（market regulation）的。
最关键的特点是域外适用：法律适用于所有在越南开展AI活动的主体，无论是国内还是外国实体。这意味着Google、Meta、百度、阿里巴巴在越南部署任何AI服务时，都必须遵守这套规则。
这是数字主权的明确宣示。
为什么是越南，为什么是现在？
《外交家》的分析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一个GDP才4000亿美元、AI研究能力有限的国家，为什么要成为东南亚AI治理的先行者？
答案不在技术实力，在地缘政治位置。
越南是中美之间高科技产业链重建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美国企业将制造业和数据中心从中国迁移出来，越南是首选目的地之一。英特尔在越南有全球最大的芯片封测工厂。三星在越南的投资超过200亿美元。
这种地位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越南必须在中美之间建立清晰的技术治理规则，才能成为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没有AI治理框架意味着：数据如何存储？外国AI系统能收集哪些数据？谁对AI决策负责？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答案，跨国公司就很难在越南建立大规模AI基础设施。
另一个动机是区域竞争。越南正在积极争取成为东南亚的技术制造中心，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竞争。率先建立AI监管框架，意味着更强的”规则明确性”——这对于需要确定性的外国投资者来说是竞争优势。
法律的短板：主权导向，社会影响导向不足
但《外交家》的分析并不是纯粹的赞美。它指出了越南AI法的几个根本性局限：
第一：与ASEAN软法框架的张力
越南选择了强制性国内法律，而大多数东南亚邻国维持自愿合规。这可能产生一个”逐底竞争”效应（race to the bottom）：当越南的合规成本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时，风险资本可能选择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市场，越南的技术生态反而受损。
第二：社会经济影响的盲区
越南AI法的设计逻辑是”国家主权优先”——保护数据流控制权、强化国家透明度要求、降低AI风险。但这个框架对AI带来的劳动力替代、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几乎没有涉及。
越南正在经历快速的数字化转型，工厂工人、行政人员、客服人员……这些群体受AI冲击最大，但法律框架里没有他们的位置。
第三：实施能力的现实
制定法律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越南是否有足够的AI监管能力？有没有懂技术的监管人员？有没有合理的申诉机制？法律的文本雄心与实施能力之间可能存在相当大的落差。
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AI治理中普遍存在——往往是国际顾问帮助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法规，但在地方执行时因为专业能力不足而大打折扣。
全球AI治理的碎片化困境
越南AI法的出现，放在更大背景下看，是全球AI治理碎片化趋势的一个缩影。
美国路径：联邦层面没有综合性AI法律，依赖行业自律和分散的行政令。特朗普政府撤销了拜登时代的AI行政令，整体取向是最大化创新、最小化监管。
欧盟路径：全球最严格的AI法律框架，基于风险分级，强调基本权利保护。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的标准，但也被批评过度复杂、阻碍创新。
中国路径：碎片化但快速演进的AI监管，强调国家安全和算法透明度，同时大力推进技术自给自足。WAIC 2026上建立的WAICO组织是另起炉灶、挑战西方AI治理话语权的明显动作。
东南亚路径（越南开创）：强调数字主权，保留国家对数据和AI系统的控制，但试图在吸引外资和保护主权之间走钢丝。
这四条路径之间没有明显的融合趋势，反而在加速分叉。企业在全球扩张时面临的AI合规挑战将越来越复杂：同一个AI应用，可能在美国完全合法、在欧盟需要重大改造、在中国需要特别许可、在越南需要满足新的数据主权要求。
第三条路的代价
越南选择了一条不依附于任何大国AI治理体系的道路，这在东南亚具有示范意义。
但这条路是有代价的。
当所有主要的AI基础设施都依赖于少数几家公司（大多是美国或中国的）的技术时，主权声索的实际意义受限。你可以要求本地数据存储，但你无法要求”本地模型”，因为训练那样的模型需要你没有的算力。
《外交家》文章的核心悖论是：越南需要外国AI技术来发展经济，但越南的AI法律恰恰是为了限制外国AI对本国主权的侵蚀而设计的。这不是没有出路的矛盾，但需要极其精细的平衡——而精细平衡在政治实践中往往是最难保持的。
对整个东南亚来说，越南的实验将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实验室。如果它证明强制性AI治理框架可以和经济增长并存，其他国家会跟进。如果它导致了投资撤离或创新阻滞，那就会是一个反面教材。
无论结果如何，它让AI治理的全球博弈多了一个不那么容易被忽视的声音。
中国的影子：ASEAN AI治理的另一面
有一个在西方媒体报道中常被忽视的因素：中国在东南亚AI治理中的影响力。
WAIC 2026上，中国推动29个国家签署了WAICO（世界AI合作组织）的创始协议，直接挑战西方主导的AI治理话语体系。东南亚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签署——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是许多东南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技术投资来源。
越南在这个地缘竞争中的立场尤其微妙。越南与中国的关系历来复杂——既有几千年的历史纠葛，也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深度互联。中国科技公司（抖音/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华为）在越南都有相当的业务规模。
越南AI法的”数字主权”导向，实际上对所有外国AI系统都有影响——包括来自中国的。这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在地缘上向美国展示”我们不是中国的技术附庸”，也能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证明”我们掌控自己的数字空间”。
这种多向平衡，才是真正理解越南AI战略的关键维度。
数据来源：The Diplomat分析（2026年7月28日），越南Law 134/2025/QH15，ASEAN AI Governance and Ethics Guide（2024年2月），Straits Times越南AI法报道，Financial Times越南高科技雄心报道